互聯網使人們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社會化，但是神經科學家認為，這其實是一種社交錯覺。面對面交流對訓練共情能力很有必要，但社交工具卻讓人們花更多的時間獨處。

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個男人失神地坐在路邊，你感到他正在為什么事情發愁。是剛剛丟了工作嗎？還是跟女朋友吵架了？或者是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難？

這種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場和感受的能力被稱為同理心（empathy），也叫作共情。我們并不記得是什么時候學會了這種能力，但它在社會交往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有時候，僅僅是對方面部的一個微妙表情，我們就能獲知他/她的情緒，并取得同感。我們能夠出手幫助他人，也需要共情。

然而，近年來的一些研究顯示，人們正在失去共情的能力。2015年7月發表的一項最新研究中，科學家首次調查了中國年輕一代使用互聯網與共情水平間的關系。他們發現，大學生中病理性互聯網使用（PIU）越多的人，共情能力越低。德國的年輕人中存在同樣的現象。而早前在美國進行的研究也發現，美國大學生的共情水平自2000年以來下降了40%。

盡管這些研究并沒有證明互聯網的使用與共情水平下降存在因果關系，但科學家們普遍認為，人的面對面交流對訓練共情能力很有必要，但互聯網的存在并不是對此起到補充作用，而是削減了面對面的社交時間。

我們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社會化：微信上有幾百乃至幾千個聯絡人；微博和其他社交網站上有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好友；手機上一些對人群更加細分的App上可能也有各自的社交圈。然而，至少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丹尼爾·列維京（Daniel Levitin）看來，這是一種社交的錯覺。我們花更多的時間獨處，卻以為我們處在社交之中。他認為，這讓我們更加難以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感受。

此外，年輕人共情能力的下降，還可能是因為他們讀虛構類書籍讀得少了。的確，有研究顯示，閱讀虛構類書籍的人，其心靈內化（mentalizing）的能力是更強的。這可能暗示了人腦在試圖理解虛構人物心理的過程中，心靈內化的能力可以獲得鍛煉。而心靈內化是共情能夠產生的必要過程之一。

同理心從何而來

看到別人的手被燙到，我們自己也會縮一下手。看到賽場上的激烈競爭，我們自己也會心跳加速。科學家發現，當我們說“我能夠感到你的痛苦”的時候，這并不是一種修辭，而是我們在生理上能夠感受到的。

在一項著名的神經科學實驗中，研究者讓情侶成對地參與，其中一人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的儀器里，另一人待在旁邊。然后，他們中的一人會受到電擊。然而，不管是自己受到電擊，還是看到別人遭到電擊，大腦中都有相同的區域活躍起來，即背側前扣帶皮層（dACC）中的疼痛網絡和前腦島區域。

人們為什么能夠幾乎是瞬間地、本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做出相同的反應，曾經是一個十分令科學家困惑的問題。而根據現有的理解，人的同理心來自于幾個心理過程的共同作用：讀心、情感匹配、共情動機。

讀心的方面，在不同情況下發揮作用的，可能是鏡像神經元系統，或是心靈內化系統。鏡像神經元是一組意大利科學家在1990年代偶然發現的。最早，他們注意到恒河猴在自己動手拿堅果的時候，和觀看另一個靈長類動物拿堅果的時候，大腦中有相同的腦細胞活躍起來。這些腦細胞后來就被稱為鏡像神經元。

鏡像神經元被認為是神經科學在1990年代最重要的發現，還有人將它的重要性類比于生物學中發現DNA。它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通常科學家認為大腦中有不同的部分負責感知和行動，然而在鏡像神經元這里，感知和行動都是發生在同一批細胞上。鏡像神經元系統由此被認為是共情的神經科學基礎。

后來的更多研究顯示，鏡像神經元系統不光是在看到他人做動作的時候發揮作用，在其他一些更微妙的情況下也是起作用的。比如，自己聞到難聞的氣味，和看到別人做出惡心的表情時，同樣一批神經元活躍起來；自己的腿被用雞毛撣子搔癢，和看到圖片中別人的腿被用雞毛撣子搔癢，神經元的活動也是相同的。這些現象說明鏡像神經元系統在幫助我們感知他人的感覺和情緒。

另一些與理解他人有關的腦區是背內側前額葉皮層（DMPFC）和顳頂結合部（TPJ）。它們和其他一些腦區組成了心靈內化系統。當我們看一部小說或是電視劇，猜測主人公的內心活動時，或者琢磨某個領導為什么要說某句話時，我們就是在運用心靈內化的能力。它幫助我們理解他人行為背后的精神狀態。有些時候，只有在理解了別人行為的原因之后，我們才會產生同理心。

實際上，心靈內化是人腦的一種“缺省配置”。當你處于休息狀態，不特意專注于特定的事情時，你就會開始琢磨其他人，考慮人際關系的問題。科學家發現，讓學生去做數學題，哪怕是在一道題答完、下一道題尚未開始的幾秒鐘時間里，人腦都會切換到心靈內化系統。

人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發展出心靈內化的能力。大量的實驗證明，小孩在三歲的時候這種能力還比較弱，而到了五歲時，就已經大為進步。

在讀取別人的內心之外，情感匹配對于共情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別人的痛苦會引發自己的痛苦，這就是情感匹配的一個過程。前述著名的電擊實驗就是科學家在研究情感匹配的神經科學基礎。不過，情感匹配并不一定會成為人們幫助他人的驅動力（即共情動機）。一些時候，它會帶來這樣的驅動力；而另一些時候，它只會讓我們回避或逃避。

是什么讓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愿意幫助他人？一種基本的觀點是，我們需要有一種恰當的情感匹配，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將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美國哈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和同事發現，大腦的中隔區（septal area）可能在人的共情行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共情測試中，中隔區活躍的人也是現實中幫助他人較多的人。

中隔區的確切功能目前還不是特別清晰，它是科學家們正在嘗試理解的一個區域。而利伯曼認為，它在未來十年將成為社會神經科學中的一個熱點。

更遲鈍，更刻薄

數年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和行為科學教授蓋瑞·斯莫（Gary Small）表達過一種擔心：各種技術設備會干擾年輕人基本共情能力的學習和發育，他們會失去目光接觸和察覺微小非語言信息的能力。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的確發現，如果讓學生玩一段時間的電腦游戲，他們對笑臉的察覺就會變得遲鈍。

斯莫當時表達這種擔憂，起源于一名電視記者在直播格萊美頒獎禮時突發偏頭痛，那段視頻被人們缺乏同情心地在網上反復觀賞。

在最新的針對中國人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表示，病理性互聯網使用在亞洲國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他們的調查中，與德國年輕人相比，中國人的共情水平更低，因負面的社交而感到的困擾更少，并且對病理性互聯網使用的依賴性更強。

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美國的兒童精神病專家布魯斯·佩里（Bruce Perry）指出共情正處在危機之中。現在的兒童戶外活動的時間減少了，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時間減少了，而這個時期是共情能力發育的重要階段。在美國，1981年到2003年間，兒童自由玩耍的時間減少了至少三分之一，而在研究人員調查共情能力的時候，剛好是這批人進入大學的時候。

斯莫認為，兒童時期在互聯網上看到大量的震撼和聳動的圖片和視頻，會讓人腦發生一種“脫敏”的效應，他們由此對恐怖的事情不再敏感；同時，互聯網又無法訓練基本的共情能力。

在人類的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人們是面對面交流的，而人腦也是能夠將各種非語言的信息（手勢、面部表情、語氣、語速等）納入考慮。而一旦到了互聯網上，所有這些非語言的線索都被消除掉了。研究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從遠古時期留下的本能就開始發揮作用：在不確定對方的意圖的時候，我們會把他當成威脅。另一方面，研究者還發現，人們在物理上的距離越近，他們就越不會很尖刻。這些原因讓一些人相信，互聯網讓人變得更加刻薄。